朱郁文：传统戏味儿与现代审美——评粤剧《红头巾》兼及小说《南洋红头巾》

【一】

　　我的老家河南流传有一出戏叫《十二寡妇征西》，讲的是杨门十二女将出征西夏保卫疆土的故事。当年幼小的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内心被这种“全女班”式的打仗给震到了。试想，什么样的命运才能使一个庞大家族上至老太君下至烧火丫头这些女人们全都上了战场？

　　评书《杨家将》“血战金沙滩”一段有讲：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八王死，三郎被马踏如泥，四郎八郎流落番邦，五郎出家五台山，七郎被奸臣乱箭射死，杨令公碰死李陵碑。杨家一众男儿或惨死、或流亡、或出家，于是才有了后来天波府“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杨继业和“七郎八虎”的结局对我幼儿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又加重了“十二寡妇征西”留给我的印象，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那种感受对年幼的我来说是无法言传的，只是在脑海中反复想象着个中情节和画面。

　　也许因为同样是“全女班”，同样是对悲剧性命运的反抗，粤剧《红头巾》一下子唤起了当年留在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感受。此剧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我，跟这种感觉的被唤醒是分开的。“红头巾”当年的出走异乡同样是被动的，除了灾荒，还有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缺位（或死亡或求学在外），她们的“下南洋”不是战争胜似战争，出走的无奈、途中的风险以及命运的不可预知，都加重了悲剧性和宿命感。

　　“红头巾”其实就是一个从国内辗转到国外（新加坡）的打工群体，但比之于改革开放之后数千万人的南下打工，她们的人生要艰难很多，也独特很多。尽管在新加坡早已颇具盛名，但在国内，这依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三水“红头巾”和顺德“自梳女”一样是地域色彩非常鲜明的两个社会现象，这种现象进入到文艺作品中，对读（观）者而言就具有超越常境的新奇感和陌生化效果。

　　两年前，就是带着一种对“异域”文化的强烈好奇心，我读了三水作家彤子的长篇小说《南洋红头巾》（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随着诗意多情的文字我的心被主人公月贞婆的命运攫住了。通过它，我了解了一个群体，也了解了一个地域，以及此地孕育出的此群体身上携带的那种文化基因。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独特的越是普适的，这个道理在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文艺作品中得以反复印证。反观粤剧《红头巾》，我们看到了地方性与普适性的统一。地方性体现在：该剧题材是极为独特的，这样的故事只属于“红头巾”，只属于三水和新加坡；普适性体现在：它传递的真善美以及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捱日子、抗命运的主题，跟普遍而又朴素的人类信仰是共通的。

　　“命生好丑唔怕捱，几大都要捱过来。晚黑捱过天光晒，一朝挨过云开埋。——挨过今日，听日好起来。”这样的叹词，对于尚处在全球性疫情肆虐以及经济形势低迷中的我们来说，无疑是再好不过的精神抚慰剂。看看“红头巾”，还有什么苦我们吃不得？还有什么难我们受不得？还有什么路我们走不得？

【二】

　　粤剧《红头巾》主题的传达不是通过空洞地喊口号、扯标语来完成的（当下一些主旋律舞台作品确实有这种倾向），这一点从观众观剧过程中一波接一波第眼泪中可以得到印证。该剧在演员表演、唱词唱腔编排、场景布置与转换、音乐舞美设计、服饰及道具使用等等方面，几乎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先说演员设置。作为一个“全女班”戏，《红头巾》的主角无疑是“红头巾”这个群体，在这个大主角之下导演设置了几个层面的演员：带好是主角中的主角，属于第一层次；惠姐、阿月、阿丽、阿妈、水客是次主角，属于第二层次；其余的二十几个“红头巾”则属于第三层次；几个层次演员的表演能融为一体，和谐共振，没有丝毫的割裂感。有些演员如庙祝、三“介婆旯”、防疫消毒人员、三报童等，虽然戏份很少，亦能锦上添花，起了很好地衬托作用。关键的一点，几位主演尤其是领衔主演曾小敏（饰带好）对角色拿捏准确，表演技巧纯熟，无论是唱念还是动作表情都很到位，其用情用心可见一斑。

　　其次看结构和故事。该剧开头序幕部分采用倒叙手法，呈现20世纪80年代三位阿婆街头摆摊儿、闲话家常的情景，然后随着叹歌响起，将时空转换到“红头巾”时代；中间以“离乡”“思乡”“望乡”“还乡”四部分按时间顺序串起三水女人“下南洋”的历史；结尾呼应开头，在今昔对比中构成圆形结构。剧中通过出洋姐妹排斥带好、海上遇险、阿月的离群与折返、建筑工地的艰辛、带好对美好婚姻的憧憬与阿哥的牺牲、惠姐炮火中遇难等故事情节，设置矛盾冲突，推动剧情发展，表演克制、内敛，却能始终抓住人心。

　　再看音乐、唱腔和唱词。该剧很好地运用传统曲牌和唱腔，同时加入现代音乐以及广东本土音乐元素，能够根据剧情需要变换曲调、旋律和节奏，唱词口语化、接地气却不失韵味。音乐跟剧情和意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氛围的烘托和意蕴的传递都非常到位。

　　然后是舞台布景、场景转换和舞美设计。《红头巾》虽然是群戏，但舞台呈现却是简约的、含蓄的，岭南（三水）屋舍、祖庙香火、新加坡建筑工地、海水和月亮等都是用写意的线条简笔来呈现，水线的起伏律动、光影的映衬流转，在整体上营造出婉约、诗意的风格；场景的转换（如从婚礼爆竹声到战争中的炮火）不仅自然而且非常巧妙，让人叹服；在舞美上，该剧在传统戏剧表演中加入了现代舞蹈，增强了现代感和时尚性，如船底舱遇险、建筑工地劳作、战争中的逃难等几处群体的形态动作，体现出看似随意却精心的舞美设计，与人物情感、心理状态、剧情发展及全剧风格高度匹配。

　　此外，该剧中演员的衣着服饰、红头巾的样式与戴法、担挑、家具、花轿、椅子、梳子等所有道具的使用，在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色彩。这些都体现出创作团队的对历史负责对艺术负责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同时，该剧虽是一处“苦”戏，却也巧妙地融入了一些幽默、滑稽的台词和人物形象（如三“介婆旯”），打破全程悲情的套路，让观众在感动之余也能会心一笑。

　　综之，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唱腔和舞美，简约写意的舞台布景，巧妙的场景转换，颇具“粤”色的唱词与念白，以及“全女班”的精彩演绎，是该剧的几大亮点。

　　虽然同样带有悲壮的色彩，《红头巾》的风格与《十二寡妇征西》完全不同，后者是喧闹的、昂扬的、雄壮的，而前者是婉约的、内敛的、诗意的，这种风格的呈现得益于上述几方面（尤其是音乐、舞美、灯光）的成功运用。

　　该剧导演张曼君给《红头巾》的定位是，“这个戏整体在舞台上的呈现将是美丽的、将是婉约的、将是女人的，但是将是有巨大能量的”，看完这出戏，我觉得她完全做到了。作为一出“全女班”戏，做到“美丽、婉约、女人”并不难，单纯做到“有力量”也不难，难就难在将二者毫无违和地结合在一起。粤剧《红头巾》的厉害和高明之处就在于，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来自女性的那种如水一般的善良、隐忍、包容而又坚毅、果敢、不屈不挠的“巨大能量”。

　　这样的一部将传统戏味儿和现代审美高度融合、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的粤剧，在留住传统戏迷的同时，也吸引了当下的年轻人。

【三】

　　无论是小说文本《南洋红头巾》还是目前的粤剧文本《红头巾》，都是对“红头巾”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呈现，由于二者都是属于带有虚构成分的文艺范畴，所以这种文本既是对“红头巾”历史的挖掘和再现，又是对“红头巾”文化的衍生与重构。在我看来，二者都尊重了基本史实，历史还原度高；同时，主创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艺术追求又赋予了文本很高的艺术性，是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兼备的“红头巾”文本。

　　有学者指出，“红头巾”文化在引入国内后，相关的介绍及书写“不能全面展现‘红头巾’们的生命个体，缺少与当地生活的关联性，更缺乏以区域经验纳入国家、民族文化进程的契机，致使‘红头巾’文化……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成为中国叙述的一部分”。

　　对上述两个文本略加考察，发现这种论断其实是有失客观的，因为无论是小说《南洋红头巾》还是粤剧《红头巾》，对都“红头巾”个体生命进行了深度观照，同时也强化了其与原生故乡（三水）的血肉联系，即“与当地生活的关联性”。小说以“红头巾”月贞婆带着她的聋女回归三水故土开始，叙述了她带领女婿和孙辈，敲石、开荒、种树、养殖，将荒山变成果园，最终改变了村子的命运；中间穿插叙述了她下南洋及在新加坡建筑工地上的坎坷经历和坚韧的品质。可以说，是原生故乡（的灾荒）逼走了她，又是原生故乡（血脉和亲情的牵扯）召回了她，而她又以海外濡染浸透的“红头巾”精神改变了原生故乡。同样，粤剧全本以“乡”为中心，在离别、思念、遥望、回归中，建立起“红头巾”与原生故乡（地域）的天然联系。两个文本都对“红头巾”的地域身份认同问题着墨甚多。

　　不难发现，两个文本存在诸多契合之处。比如在结构上都采用了首位呼应讲述当下故事、中间通过回忆讲述历史故事；比如都是以一个“红头巾”为核心主角，数个“红头巾”为次主角，少数男性角色辅助，且每个角色无论主次都个性鲜明；更有意味的是，小说的作者彤子和粤剧的领衔主演曾小敏都是三水人，各自的家族中都出过“红头巾”，在情感与心理上对“红头巾”精神和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创作和表演起来自然有着“先天”的优势。这是两个文本能打动人心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但是不可否认，上述那个论断的确指出了一个事实：“红头巾”作为一种标识和象征，在宏观的文化建构层面的缺位和不足，即“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成为中国叙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讲述中国故事、建构中国形象这一高位，“红头巾”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价值和意义有待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挖掘和呈现。究其原因，除了论者所说的“红头巾”作为一种标识不具有独一性、相关题材创作体量小、学术研究缺乏等之外，还有一点必须承认，即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产生以“红头巾”为题材的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影响力的作品，包括文学、戏剧、影视、视觉艺术、建筑实体等等，这一点与新加坡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小说《南洋红头巾》，抑或是粤剧《红头巾》，其影响范围目前还局限于广东，这就导致所谓的“缺乏以区域经验纳入国家、民族文化进程的契机”。

　　当然，粤剧《红头巾》还在上演之中，目前来看，观众口碑是不错的。期待其在更高舞台、更大范围产生影响，在大众传播中成为一个以“区域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建构中国形象的范例。

　　文/朱郁文

　　（发表于《东方艺术》2020年第6期）